通常情况下，时间距离不但不是解释的障碍，反而是解释的一种积极因素，因为只有文本脱离当时的各种关系之后，"创造物自己的真正本性才呈现出来"。
例如，欧盟的政治一体化进程，无需等待发达的政治公共领域的形成，也无需通过全民公决的形式来通过欧盟宪法。根据自由主义传统，人权高于主权。
读者不难发现，罗尔斯曾经通过"原初状态"的"思想试验"来探索应然的正义原则，哈贝马斯通过法律共同体这个"原初状态"来重构应然的权利，两者在方法论上存有相似之处。在最坏的情况下，主观权利可能被客观法变相或生硬地没收，使作为权利主体的个人不幸地陷入韦伯所言的形式理性构筑的"铁龙"。前三项权利属于第一类，第四项权利属于第二类，第五项权利属于第三类。人民如果发现政府的行为与自己的意志背道而驰，可以借助保留在自己手里的基本权利反抗政府。第一，哈贝马斯所言的法律共同体既不同于前社会的"自然状态"，又不同于国家管理之下的社会状态。
由此，哈贝马斯重构了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的关系清朝钦定《大清会典》称这八字为律之书法：非正犯而与正犯同罪者曰以，取此以例彼曰准，不分首从曰皆，情有别而法无异者曰各，更端而竟未尽者曰其，无庸再计者曰即，设言以广其义曰若。（2）对人权的标准达成意见一致，因为对世界不同区域或国家对基本人权的解解目前还存有争议。
在现代社会，随着宗教、道德和习俗等退居生活世界，法律成为了治理社会的主要机制，权利赋予、权利保护和权利救济都采取法律的形式。他们的论证路径和具体观点虽然存有某些差异，但是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坚持人权具有穿越民族国家主权的普遍性。这两种法范式的共同问题在于都把权利作为可以分割和占有的物品：或者自己通过市场博弈去"占有"，或者通过政府的分配而"享有"。这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哈贝马斯将上述三对范畴纳入他的商谈论视域之后，它们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所有范畴的含义也都发生了变化，例如主观权利不再是个体"主观"的产物，而客观法也不再具有纯官方的"客观"性质，它们都具有了主体互动和交往生成的意蕴。
此外，他还反对原教旨主义的人权观，认为它是一种畸形的人权观，试图通过回溯并复兴宗教或其他形而上学传统的途经来回应现代化过程中的人权挑战。总体看来，只有这种法律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因为人们不会同意和制定对自己不义的法律。
这样就可以摆脱西方世界在国际人权领域的霸权话语，就可以避免一些国家把人权外交作为国际政治斗争的策略、经济竞争的工具和文化较量的修辞，就可以防止美国等少数国家凌驾并游离于重要的国际人权体系之外，自诩为成为国际人权领域的"裁判者"， 还可以避免某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反感国际上的人权帝国主义而恪守人权相对主义的立场。因此，国家权力体制对于权利所提供的法律保障并不可靠。但人类毕竟具有理性，因而在反复的博弈中和无数的教训中逐渐摸索到了自然法规则并根据某些自然法规则享有"自然权利"。这就是说，没有政治参与权，人民主权是一句空话。
哈贝马斯在重新阐释了主观权利的根基之后，开始探讨客观法的合法性问题。康德强调人权具有道德的基础性地位，认为人权构成了对人民主权的约束。经济的全球化如果缺乏全球化的法律保障，就会出现混乱无序的局面，而缺乏全球性政治保障的国际法治和全球治理显得软弱无力，不具有实际行动的效力和整体协调的力量。借助这些权利，人们享有对他人提出主张、请求和向司法机构寻求保护和救济的资格和能力，并为能够实际享有这些权利而尊重他人的权利，承担相应的责任和履行必要的义务。
实际上，这些权利所提供的是"未填值的占位符号"，或"更像是为宪法制定者提供指导的法律原则"，具体的权利内容应由人们通过行使政治参与权在立法过程予以确定。与此同时，国际人权文件除了规定一般的权利和自由，其中《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四条第二款还宣布了七种不得克减的基本权利：生命权、免受酷刑和不人道待遇权、免受奴役权、人格权、不因债务而受监禁权、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权以及不受溯及既往的法律惩罚之权。
人们无论怎样思考当今世界的国际法，都会承认国际人权法日益成为了国际法的重要领域。正确的观点是，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同等重要，互为前提。
就此而言，权利意味着个人根据自己主观意向进行选择。因为自然法理论本身具有虚构的性质，"自然权利"的概念缺乏明确性和确定性。哈贝马斯认为，从交往行为的商谈论出发，只能重构出一些基本权利，这些基本权利可以在法治国中作为法律原则，成为民主立法和通过立法赋予权利的逻辑起点，同时对于民主过程提供一般的规范性架构。在哈贝马斯看来，如果一个法律共同体的成员想要建构成为现代宪政国家，他们就应首先采取商谈论的视角建构自己的基本权利体系，一旦采取了这种视角，这些基本权利就不但变得必要，而且几乎是"不可避免"，因为它们不仅对于所有社会成员同样有益，而且它们还可以普遍化，即对于其他人类伙伴同样有益无害。这两种不同的人权立场不仅经常出现在学术著作里，而且也不断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争论中，其对立几乎达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这样，基本权利与宪法和其他法律就可以协调一致。
卢梭的理论十分强调公共自主。我们不难发现，哈贝马斯提出的前三项权利总体上都十分抽象。
现在有人担忧，当今世界发展很不平衡，还存在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之分，属于不同"世界"国家的公民很难会彼此承认世界公民的同伴关系。它们的合法性根基不在于道德的权威，也不在于国家实在法的强制力，而在于民主的交往过程的商谈程序及其论证理由。
据此，任何缔约国的法律与之相抵触，必须进行修改。第五项权利是社会保障和生态环境权。
自由主义为了严防"多数暴政"的危险，突出强调人权具有优先性，其地位高于人民主权。因而，伦理向度的"公民爱国主义"必须服从道德向度的"宪法爱国主义"。社会契约是公法意义上的契约，它要求个人必须放弃自我中心的立场，采取合作的立场，互相承认彼此之间享有平等的自由和权利。伴随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以及科技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的浪潮突然来临。
在哈贝马斯看来，康德的理论由于"更接近自由主义对政治的理解"， 因而在整合人权与人民主权之间的关系时不可能采取主体间互动的参与者视角，无法把两者真正协调起来。此外还有城邦国家和中世纪的城市共和国等。
与传统的帝国或邦国不同，民族国家所面对的是多元的社会和不同的文化。现代世界的第一个人权宣言是1789年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它虽然是一个国家的权利宣言，主要旨在是宣布法国国民的公民权利，但同时也宣布了作为人类成员的一般人权。
在这方面，人们常常提到的一个例子就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的雅各宾专政，它在推翻了旧王朝之后，却以共和国的名义像先前的专制王朝一样钳制言论自由和滥杀无辜。进入 高鸿钧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哈贝马斯 权利理论 全球化 国际人权保护 。
哈贝马斯认为，禁止干预的立场从一开始就与国际人权保护问题产生了冲突，我们如果采取的是世界公民的视角而不是国家公民的视角，古典国际法关于主权国家豁免权的概念就失去了意义。在这种法律共同体中，殖民地的社会成员享有许多基本权利，一些基本自由和权利反映在殖民地自治的宪章和基本法中。（2）建立欧洲范围内的政治公共领域。过分高估了共同体整体利益与成员个人利益之间的一致性，而忽视了集体意志压制个人自由和选择的可能性。
这种民主不仅要求立法者采取商谈论的视角进行权利立法，而且尤其依靠公民在非建制化的公共领域积极的政治参与，经常地提出自己的权利要求，并对立法机构施加实质性的影响，使之能够及时把合理的权利要求变成有效的法律。人们为了获得安全，使得"自然权利"获得可靠的保障，不得通过社会契约把"自然权利"毫无保留地转让出来，从而组成国家和建立政府。
民族国家的主权概念表明了它具有特定的边界，国家在边界之内可以行使主权。第二，权利是法律权利。
这些权利是合法之法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基本权利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在德国，如果说在私法领域还能够从自身的历史传统中找到某些具有现代适应性的规则，那么在公法领域把目光转向历史传统则徒劳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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